郑永年：有关维护中央权威，西方有三个典型误读

　　原标题：郑永年：有关维护中央权威，西方有三个典型误读

　　[环球时报-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 于金翠]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12日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专访时表示，维护政治核心与中央权威，本质上是现代国家对一个统筹国家力量的政治主体的需求，当下西方面临的治理危机，正是由于党派之争几近冲垮了西方的政治主体。他同时指出，对中国政治制度不民主的指责，是西方典型的用“两分法”来看待东西制度差别——“因为把自己视为白的，所以任何不同于自己的、无法理解的东西，都是黑的”。

　　11月11日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发布。公报指出，全会认为，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，是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坚定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、全党的核心地位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，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。

　　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专访时，郑永年表示，首先，从本质上来说，维护政治核心和中央权威，是一个政治主体的问题。每一个国家和社会都需要一个政治主体把国家和社会组织起来。现在西方世界之所以面临治理危机，其实就是它的政治主体出了问题。

　　“在西方近代政治中，以前左右派互称‘忠诚的反对派’（loyal opposition），他们相互争论，但都为政权服务，以达成更理性的政治决策目标；但进入大众民主时代后，正如福山所说，反对派变得越来越像一种‘互相否定的制度（vetocracy）’——为否决而否决，为执政而执政，为反对而反对——这就是政治主体出现了问题”，他表示，党派之争冲垮了西方的执政主体，“互相否定”的多党制未必能一直走下去，大众民主的历史现在还非常短暂，但已走得非常辛苦。

　　他分析认为，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，文化、民族、地方差异很大，因此，中国尤为需要一种统筹的力量，即一个政治主体，把国家组织起来。事实上，这不仅是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看法，在历史上，孙中山先生早已提过这一点，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国，无法和西方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相竞争的。

　　郑永年同时指出，第二，一些西方舆论一看到中国提“核心”“中央权威”，就想当然地和“集权、专制、专断”等联系起来，这显然是错误的，而且缺乏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理解。首先，“集权（centralization）”并不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，而是西方提出的概念。事实上，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，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都是集权的，只是如何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到平衡。

　　这名中国著名政治学者认为，在某些方面，西方的集权程度甚至比中国更高，且他们的领导制度中也同样存在政治核心。无论是内阁制，还是总统制，西方领导人上台后，执政团体的几乎所有成员，甚至连驻外大使，都是领导人提名、任命并围绕他的执政目标而行动的。

　　他表示，而中国更多是在“党作为国家统一支柱和政治主体”方面是集权的，而在诸如经济、社会、宗教等方面，则有很多分权的特性，也就是说，政治上的“一元”并没有妨碍中国在其他方面的“多元”。

　　郑永年称，第三，西方一些学者和舆论认为政治核心和中央权威是不民主。这是西方一种典型的用“两分法”来看待东西制度差别而导致的误读——“因为把自己视为白的，所以任何不同于自己的、无法理解的东西，都是黑的”。

　　他解释说，西方所谓的民主就是多党选举，这是一种“外部多元主义”；而在中国，共产党是唯一的政治主体，但需要看到的是，这个党作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构成，是开放的，而不是被少数垄断者所垄断，内部也有很多权力制约，是很典型的“内部多元主义”。

　　他表示，实际上，西方强调的是“选人”，但一般民众实际上对政策没有任何影响；而中国强调的是“政治参与”和“政策参与”，任何精英分子、社会群体、经济利益代表都可以参与到“内部多元”的政治过程中，通过内部协商使其利益得到表达。这是中国和西方非常不同的地方，相对而言，“内部多元”往往效率更高，且并不乏纠错机制，但西方很多学者和政治人士没有办法理解。

责任编辑：陈琰 SN225